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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佬娱乐场首页·民国四年梅兰芳天津南市献演《牢狱鸳鸯》被抓进日租界警察署

2020-01-10 16:25:02   阅读:2231

大佬娱乐场首页·民国四年梅兰芳天津南市献演《牢狱鸳鸯》被抓进日租界警察署

大佬娱乐场首页,民国四年,1915年11月中旬,久居天津的京剧名角薛凤池——唱武生的,武把子相当勇猛,曾拜尚和玉为师——来约梅兰芳跟京剧老生王凤卿凤二爷、姜六爷姜妙香去天津南市三不管下天仙戏馆唱几天戏,说明是帮帮他的忙。梅兰芳答应下来,到了天津,住在乐利旅馆,姜六爷住在德义楼。这两处离戏院都不很远,连戏馆带旅馆全在当年日本租界范围以内。

三天打炮戏唱完,生意很好,大家都很高兴。梅兰芳接受下天仙戏馆的要求,跟着就贴出了《牢狱鸳鸯》这出戏。这是梅先生在天津初演此戏,观众都来赶这个新鲜,台下挤得满满的,只差不能加座了。检票员发现几个没有买票的观众硬要听戏。前台经理孙三说:“我们今儿正上座,位子还嫌不够,哪能让人听蹭戏!”三言两语与对方地冲突起来。那班听蹭戏的人临走时对孙三说:“好,咱们走着瞧!”孙三仗着他在天津地面上人熟,听了也不理会他们。

演完《牢狱鸳鸯》的第二天,梅兰芳唱大轴,贴的是《玉堂春》。凤二爷因为要赶着扮《玉堂春》的蓝袍,只能把他的戏码《战樊城》排在倒第三,中间隔着一出小武戏,好让他从容改装。

(《牢狱鸳鸯》)

梅先生几个人都在乐利旅馆吃完晚饭,凤二爷的戏码在前,先走了。梅先生休息了好一会儿,才去戏馆。梅先生的即跟包宋顺跟着他走出旅馆,坐上戏馆预备的马车,才走了没多远,有一个巡捕过来拦住车子,硬说赶车的违犯了警章。车夫不服分辩了几句,巡捕不由分说先给了车夫一个嘴巴。梅先生看见他们起了冲突,打完车夫还不肯放走,不明白为了什么事情,只能开了车门,对巡捕很客气地声明:“我是梅兰芳,在下天仙有戏,误了场子,台下要起哄的,请您通融一下,等我们到了馆子,就让他到局子里来。”巡捕听完一瞪眼,说:“不行,我们公事公办。”说完就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车子跟着巡捕走,转一个弯,到了一所洋房门前停住。里边又走出一个巡捕,打开车门,监视着梅先生下了马车。跟包宋顺背着行头包裹,跟在梅先生后面,梅先生抬头一看,牌子上写着“大日本帝国警察署”八个大字。

巡捕一直带他们走到一间屋子门口,一只手开门,一只手推梅先生进去。梅先生问巡捕:“凭什么要把我们坐车的关起来呢?”对方一句话也不说,仿佛没有听见似的,只顾顺手把门关上,在外面加上了锁。跟包宋顺过去使劲转门上的把手,梅先生让他别拽了。

屋里的陈设非常简单,靠墙摆的是两张长板凳,有一个犄角上放着一张黑的小长方桌子,桌上搁着一把茶壶,一个茶杯,中间有一盏昏暗的电灯,高高挂在空空洞洞的屋子里,更显出惨淡阴森的气象。

梅先生猜到,今天这件事,不用说,准是事前有计划的。这块租界地里边的黑暗,他也早有所闻。不过自己打北京来表演,短短几天,不会跟他们发生什么误会,大概是当地戏馆跟警察署有了摩擦,把自己扣住的用意,无非是不让上台,馆子就有了麻烦。话虽如此,但梅先生心里放不下满园子的观众,想到这些观众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,并且决不会想到梅先生是被警察署扣住不放,以为他无故告假,对业务上太负责,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。

梅先生不断地看着手上的表,时间一点点过去,计算凤二爷的《战樊城》早该唱完了。接着那出小武戏,时间也不能拖得太久,底下就该轮到自己的《玉堂春》了。戏馆方面是垫戏呢?还是请凤二爷另唱一出?改了戏,台下又是什么情绪?如果巡捕成心跟戏馆为难,说不定借着梅先生不出台的理由,在台下一起哄,把戏馆砸了,这一来秩序必定大乱,观众里边就许有遭殃的,受了伤,麻烦更大了。

梅先生正在胡思乱想,忽然门外传来有人在喊“冤枉”的声音。喊的嗓门很尖锐,梅先生听着耳熟,有点像姜六爷,于是走近窗口,侧着耳朵留神听。果然接着第二声“冤枉”,又从那个方向送过来了。这次的调门更高,梅先生百分之百敢断定是姜六爷喊的,他也被巡捕拉了进来。

约摸又过了半点钟,房门开了,第一个走进来的就是薛凤池,见面先拉着梅先生的手说:“真对不住您,让您受委屈。我们正着急您怎么不上戏馆了,客栈又说您出来了,万想不到您会在这儿。”梅先生忙着问:“场上现在怎么样了?” 薛凤池说:“正垫着戏呢。”

二人边说边走出来,薛凤池又给梅先生介绍他旁边的一个人:“幸亏这位王先生通知我。他虽然是在这儿办事,先也不知道这件事,听见姜六爷喊冤的声音,才晓得您二位全在这儿,就打电话叫我来办好手续,领您二位出去。”说着走到大门口,姜六爷也来了,等套车的工夫,还听见那两个巡捕冲着梅先生他们说:“好,算你们有路子!”大家尽惦记场上的脱节要紧,谁也没理他们,跳上马车飞也似地到了戏馆。

走进台后,梅先生看见一位当地班底的小生已经扮好王金龙了。大家也没有工夫说话,坐下就赶着扮戏。一会儿后台经理赵广顺进来跟梅先生商量:“场上的《瞎子逛灯》,垫的时间太久,台下不答应了。我看先让我们班底小生扮好的王金龙出去,对付着唱头场。等您二位扮得了,王金龙升堂进场,再换姜六爷上去。您二位看这办法行不行?”梅先生说:“好,就照这么办。”

那天头里那位王金龙,也真够难为他的。出场先打引子,念定场诗,报完名之后,现加上好些台词,起先胡扯,还说的是王金龙过去的事情,后来实在没有词儿了,简直是胡说八道,台下也莫名其妙,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,急得给梅先生操琴的茹先生坐在九龙口直发愣。

旦角扮戏,照例要比小生慢得多。那天晚上梅先生可真是特别加快,洗脸、拍粉、上胭脂、贴片子样样都草草了事,也不能再细细找补。虽然对赶场扮戏梅先生还算有点经验,但是像这样的“赶落”,梅先生一生也没有经历过几回。

扮得差不离了,检场的给场上那位受罪的王金龙先送个信,红袍蓝袍出去过一个场,王金龙这才升堂进场。梅先生在帘内念完一声“苦呀”,听到台下一阵骚动。这也难怪他们,今儿的苏三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,怎么不叫人等得心急呢。他们万想不到梅先生跟姜六爷刚刚唱过了一出《牢狱鸳鸯》。

遭遇到这种麻烦,又是这样赶落,按说嗓子应该坏了,不然,梅先生的嗓子还是真听使唤,连梅先生自己都出乎意料。摇板唱完了,梅先生反而就觉得嗓子更痛快了,跪下念的大段道白,台下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所有倒板、慢板、二六、流水,这里面的高腔矮调,哪一句都唱的得心应手,圆转如意。唱到“玉堂春好似花中蕊”的“蕊”字,真冒上了。最末一句“我看他把我怎样施行”的“他”字,本来有两种唱法,梅先生使的是翻高唱的一种。在台下满堂彩声、热烈气氛中,总算把这一个难关安然渡了过去。

姜六爷卸完妆,把自己出事的经过告诉了梅先生。原来,姜六爷带了靳伙计从德义楼出来,叫了两辆洋车,没有几步,姜六爷的车好好地打一个巡捕跟前经过,巡捕一把抓住车杠,硬说碰了他的鼻子。拉洋车的说:“我离着您老远的,怎么会碰着您的鼻子呢?”巡捕举起手就给他一个嘴巴。那地方的路灯不亮,巡捕说:“不用废话,跟我到局子去。”

姜六爷瞧他们争吵起来,先替拉洋车的说了许多好话,巡捕仿佛没听见。姜六爷要另雇洋车,巡捕说不行,他也得跟着走。姜六爷怕误场,只好央告他,但巡捕一句话也不说,抓住车杠拉着走到警察署,把姜六爷跟靳伙计带到一个地方,不是什么屋子,简直就是收押犯人的铁笼子,总算给面子,没有放进笼子里边,把他们关在笼子外面的一条走廊上。姜六爷问他:“我们犯的哪条法律,要把我们关进来呢?”巡捕压根儿也不理,锁上铁门就扬长而去。

姜六爷越想越气,要发泄我这一肚子的闷气,高声喊冤。第一声叫完了,没有什么动静,索兴把调门提高,再喊一声。这一次,有点意思了,居然有一个人出来望了一下,脸上仿佛很惊奇的样子。没想到,这人竟是薛凤池的朋友,他打电话通知薛凤池,才把几个人领出来。

梅先生听完,对姜六爷说:“还是您的办法对。要不是您喊这两声冤枉,我们现在还在里边,这娄子可就捅得大发了。您没有瞧见刚才挨着戏台两边的包厢里面,那些观众的脸上,都是横眉竖眼,不怀好心。他们来意不善,是一望而知的。今天我们要是不出台,馆子方面不定闯出什么乱子来呢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,薛凤池同前台经理孙三和赵广顺都来了。孙三说:“今天这件事,是我闯的祸,昨儿晚上有几个听蹭戏的,让我轰了出去。谁知道这里面有两个是警察署的,穿了便衣,我不认识他们,才发生这个误会。刚才楼上有不少穿便衣的警察,带了朋友来买票听戏。他们在日本租界的戏馆花钱听戏,恐怕还是第一次呢。据说还带了家伙,只要您不出台,他们就预备动手砸园子。幸亏那位王先生的信送得早,您还赶上唱这出《玉堂春》。再晚来一步,就许已经出事了。”

薛凤池接着说:“园子是没有出事,梅老板可受了委屈了。白白地让他们关了两个多钟头。我们是代表前后台来给您道歉的。”

梅先生问:“道歉倒不用,我就是想请问这便衣在警察署是管什么的?他有多大的权力,可以把一个不犯法的人随便抓来扣押吗?”

薛凤池愤慨地说:“他是警察署的稽查,阶级比巡捕高得多,什么事情都管。这里面自然日本人占多数,可也有中国人,因为他们戴的制服帽子中间有一道白圈,所以背后人都管他们叫‘白帽’。中国人当了‘白帽’,自己先就认为是无上的荣耀,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,就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。开铺子的买卖人见他怕,不用说了,就连租界区的中国人住宅里面,他们高兴,随便进去,敲诈勒索,你要是不敷衍他们,马上就跟你为难作对,真是受尽他们的冤气。您是不常住在此地,如果您跟这儿的朋友打听一下,只要提起‘白帽’二字,没有不谈虎色变的。”

梅先生听完薛凤池的话,难受极了,同是中国人,为什么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来压迫自己的同胞呢?这种做法太可耻!

(天津日租界)

从天津唱完戏回到北京,朋友有知道这件事的,都来问梅先生。梅先生的朋友里,有一位张豂子先生,也给梅先生讲了自己在天津的一段故事,他说:“那时我还在天津新学书院念书。有一天经过海光寺日本兵营门口,看见地下画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,面积占得相当宽阔。我一时大意,打这圈子穿过去,让门口站岗的一个日本兵看见了。他跟野兽似地怪叫一声,端着那支上好了刺刀的步枪朝我冲过来。我看情势不妙,拔腿就跑。他在后面紧追了几步,我一口气跑得老远才敢停住脚。正巧路旁有一位老先生,把这一幕惊险的镜头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‘小朋友,恭喜你。你这条命算是捡着的。我告诉你,是个中国人走进他的圈子,就给你一刺刀,刺死了不用偿命,所以死在他们的刺刀上的,已经有好几个人了。你没有事还是少来吧!’我听他这么一说,顿时觉得毛骨悚然。后来住久了,才知道日本租界有两个最可怕的地方,一个是海光寺兵营的门前,一个就是警察署里边。”

梅先生的这段天津历险故事,可以看出日本人从庚子年来到中国驻军以后,处处在显出他们的优越地位,不论大小机会,总要造成借口,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,好达到侵略的目的,提起那段往事,又怎能不让人心寒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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